元代同知保宁路事畅师文与《农桑辑要》
刘凯旋1 刘芳明2 程 明1 陈祥平1
(1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2万科(成都)公司)
摘 要: 《农桑辑要》为元朝司农司修编,其编撰者畅师文曾先后2次在保宁府(路)(今四川阆中)为官计6年,离任同知保守路事后不久便呈上所纂《农桑辑要》,被当朝敕命颁发各路,为元代医治战争创伤,推动农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畅师文在保宁为官期间,对当地蚕桑丝绸已有洞见底蕴的了解,为《农桑辑要》的修编做了前期铺垫。《农桑辑要》书中所述“冷盆”缫的生产场景与阆中出土的宋代“古蜀缫车”互为映照,反映出在元初前阆中蚕桑丝绸生产已具较高水平。阆中蚕桑丝绸历史久远,文化底蕴丰厚,所沉淀的蚕桑、丝绸等生产技术和经验成就了《农桑辑要》一书的付梓,从而也充分证实了在宋、元时期阆中为中国蚕桑丝绸生产技术最发达地区之一。
关键词: 元代;畅师文;同知保宁路事;农桑辑要;保宁;蚕桑缫丝
中图分类号[S88-9]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7-0982(2023)02-0064-04
《农桑辑要》是元朝为促进农桑产业的发展,由当朝组织编撰的官书,书中首次将蚕桑与农业等同,并以较大篇幅论述了栽桑、养蚕、缫丝的内容,此书的颁行对元代农桑产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阆中古为禹贡梁州之域,春秋为巴国别都,秦灭巴后,于公元前314年置巴郡及阆中县(郡治阆中),唐、宋时为阆州,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置县史。“元初立东川路(元帅府),至元十三年升为保宁府,二十年改为保宁路,后复为府隶广元路,明曰保宁府,属四川布政使司。”[1]阆中蚕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我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巴志》就记有:“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2]唐朝时更有“阆州阆中郡,土贡莲绫、绵、绢、䌷、縠”[3]的史载。《农桑辑要》编撰者畅师文曾先后2次在保宁府(路)为官计6年,在离任同知保宁路事后不久,便上所纂《农桑辑要》,敕命书颁各路。本文围绕畅师文所撰《农桑辑要》这一线索,探寻畅师文与阆中蚕桑丝绸历史的渊源,以飨读者。
作者信息:刘凯旋(1958-),男,四川阆中,高级工程师。先后从事茧丝绸生产技术与研发、科技推广与行业管理、丝绸历史研究等。
通讯作者信息:陈祥平(1955-),男,江苏东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畅师文与《农桑辑要》
在农耕社会,农桑之业历来是国家之根本,各代明君都十分重视,由漠北入主中原并一统天下的世祖忽必烈,面对汉族先进的农耕文化,不得不进一步改变蒙古人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的习俗。世祖即位之初,曾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4]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发展农桑生产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设立司农司,专职劝课农桑,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巡行郡邑,察举勤惰”[4],并首次将蚕桑与农业等同。命司农司,组织编撰《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的农桑技术,希望民众崇本抑末,有力地推动了元代农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上,官方和民间编辑出多部在我国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农书,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除苗好谦《栽桑图说》现已不存外,还有《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三大农书,尤其是《农桑辑要》为元官府司农司所编的官书,仅在浙江就印发了一万部,可见普及之广,其中还保存着许多今天已失传的技术记载。虽在它之前已有唐代武则天删订的《兆人本业》和宋代的《真宗授时要录》,但这两部均已失传。因此《农桑辑要》就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农桑辑要》是元朝初年由司农司编纂的综合性农业科学指导读本,初稿完成于至元十年(1273年),原书主要叙述中国北方的农桑技术。随着元朝南方疆土的不断扩大,原来仅适应北方的农桑技术已经不能指导全国性的农桑活动,急需增补我国南方的做法和经验,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农桑辑要》经畅师文等修订和重刻,书颁诸路。该书分别叙述了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的传统习惯和重农言论,以及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家畜、家禽的饲养等技术,并较大篇幅的增加了中国南方的栽桑、养蚕、缫丝等内容。本书将桑与农并列,说明元朝政府对蚕桑丝绸生产之重视,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蚕桑丝绸生产技术需求之迫切,足见在元朝蚕桑丝绸产业对社会发展之重要。因该书切合实用,在元代曾由仁宗、文宗、明宗先后多次敕命翻刻颁发各地,是使用价值较高的读本,此书的颁布对农桑生产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给予“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的考语是很恰当的。《农桑辑要》中用较大篇幅对蚕桑、缫丝生产技术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从而可以看出在元代蚕桑、缫丝生产技术体系已趋完善。
经畅师文修订和重刻的《农桑辑要》书分七卷分作十篇,6万余字,其中卷三、卷四专论栽桑、养蚕、缫丝。在卷三栽桑柘附论桑种中,把桑树分为荆桑、鲁桑两大类,“荆桑多椹,鲁桑少椹。……”[5]并从根、干、枝、叶及培育、用途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在卷四养蚕篇中,用十体、三光、八宜等篇章分述了养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从经济的角度专篇论述了晚蚕之害。书中收录了四眠蚕的饲养方法,也说明当时对多化性蚕饲养的重视。篇中对养蚕条件的严格要求和周密考虑,也是前代记载中所没有的。在卷四缫丝篇中称:“生茧缲为上,如人手不及,杀过茧,慢慢缲。杀茧法有三:一日晒,二盐浥,三蒸,蒸最好。……热釜:可缲粗丝,单缴者,双缴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缲者洁净光莹也。……軠车:床高与盆齐……六角不如四角,軠角少,则丝易解。”[5]本书开辟专篇论养蚕,且篇幅占比重最多,详细地介绍了养蚕的过程、方法和成就。并增添了缫丝内容,分别对生茧缫(现称鲜茧缫)、杀茧方法、缫丝工艺(热釜、冷盘)和缫车机构等给予了科学的总结。
2 畅师文与阆中的渊源
畅师文何许人也?他与元代的保宁府(路)又有何关系呢?
《元史·列传》载有:畅师文,字纯甫,南阳人。……十四年,除东川行枢密院都事,尽心赞画,多所裨益。……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宁路事,治尚平简,反侧以安。二十二年,佥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监察御史,纠劾不避权贵,上所纂《农桑辑要》书。二十四年,迁陕西汉中道巡行劝农副使,置义仓,教民种艺法。[6]
据《四川通史》卷五(元明)载,“至元八年忽必列另立四川行省于成都,这是在四川境内独立行者之发端。至元十年为配合元朝大军攻襄阳,忽必列又罢四川行省和东、西两川统军司,分置东、西两川行枢密院。……”[7]在此期间,畅师文被任命为东川行枢密院保宁府都事,协助主官处理日常事务,他工作尽心尽力,为保宁府地做了许多有益之事,致使当地民众受益颇多。畅师文修建官府房舍,挖地得到五十锭银子,同僚分给他十锭,节操清正的他未接受,而将其用来修庙学及驿站,剩余的购置酒器供公家使用。至元十九年(1282年)原保宁府升格为保宁路(注:《元史·地理志》及清·道光《保宁府志》所述保宁府升路的时间均为至元二十年,与《元史·列传·畅师文》所述升路时间微存差异)。畅师文奉旨任同知保宁路事,他治理政事崇尚平稳简要,使无生活之源的人得以安定。据《元史·本纪·世祖十》记载:“二十二年冬十月已亥(朔),……初,西川止立四路,阿合马滥用官,增而为九,台臣言其地民少,留广元、成都、顺庆、重庆、夔府五路,余悉罢去。”[8]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月,撤销保宁路隶入广元路,阆中仍复保宁府。保宁路存在的时间不足4年,畅师文便成为历史上保宁路唯一的一位任职主官。至卸任同知保宁路事后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被授任监察御史,不久呈上编纂的《农桑辑要》一书,便得到当朝的推崇,并书颁诸路。鉴于他在农桑方面有过人之才华,后又被调任陕西汉中道巡行劝农副使,专门从事农桑的管理及栽桑、养蚕等技术推广工作。
经查阅,清·道光元年《保宁府志》卷三十二·职官志记有:“畅师文,同知保宁路事。”[1] 虽地方志书中对畅师文的文字记录较少,但结合《元史·列传·畅师文》,也足以佐证在阆中置县后的2300多年历史长河中,确有一位对中国蚕桑丝绸产业的发展作出过较大贡献且勤政廉洁的官宦之人。
3 阆中蚕桑丝绸的兴盛为《农桑辑要》的修编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阆中为远古史传的伏羲之母华胥之故里,古有“伏羲化蚕,西陵始蚕”的传说。阆中蚕桑丝绸生产历史久远,《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西郡,属县七。……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马、桑、蚕。……土植五榖,牲具六畜。桑、蚕、麻、苎、……皆纳贡之。”[2]《丝绣笔记·卷上纪闻一》载有:“今吴绫以松江为上,杭次之。而考唐贡绫,多州也多品,如僊、滑二州方纹绫……阆州重莲绫、越州吴绫……”[9]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右司郎中知阆州军州事的张永锡游览阆中唐代大佛寺,在所作《大佛寺》一诗并序中,对阆州古朴的浴蚕民风和繁盛的蚕桑丝绸生产曾有这样叙述:“产桑柘而甚广,务机织而尤多。……此地相传,皆以正月之上元日,浴蚕祈福,或有凭焉。”[10]北宋《册府元龟》卷六百一十六·刑法部(八)·议谳第三称:“所货者诸州土县,果阆州绢最贵,每疋九百五十文。上至五十尺,下至四十五尺。其次宋亳州土绢,估每疋九百文,实估价。……今以果阆州绢尺每与寻常绢不同,已次校贵于宋亳州上县,伏请永为定例。……兼以诸州府绢价,除果阆绢外,别无贵于宋亳州上估绢者。”[11]《元史·列传·杨大渊》也云:“至元元年,大渊进花罗、红边绢各百五十段。诏曰:“所贡币帛,已见忠勤,卿守边陲,宜加优恤。今后以此自给,俟有旨乃进。”[12]上述文献典籍均已充分地表明,在唐、宋时期,阆州的蚕桑丝绸生产已具较高的水平和相当规模的发展,蚕桑丝绸已呈现繁荣的盛景,即便是在宋元战争的硝烟造成阆州兵乱人散、户口凋耗的极度困难年间,阆州仍有罗、绢供奉朝廷。从历史上看,说明阆中蚕桑丝绸之香火从未泯灭。
20世纪90年代,在阆中飞凤镇一座古墓中发现一件青铜铸件——“古蜀缫车”(图1)。该铸件长5.5 cm、宽4.3 cm、高5.0 cm,经专家鉴定该青铜铸件制作于宋代。从南充高坪世界丝绸源点六合丝博园坐落的“古蜀缫车”复制品雕塑可以清晰地看到煮茧用的柴灶和煮茧锅、缫丝锅、导丝杆架和导丝鼓轮、大籆络丝车架等物件。二个缫丝女工,采用煮、缫分离的方式,一个在煮茧锅旁烧锅煮茧及索绪,另一个在缫丝锅旁缫丝并摇动大籆车络丝。“古蜀缫车”的出土,为阆中在唐宋时期已采用先进的“冷盘”缫丝技术提供了实物佐证。而畅师文在《农桑辑要》卷四缲丝篇中也记有:“冷盆,可缲全缴细丝。中等茧可缲双缴,比热釜者有精神,而又坚韧。虽曰‘冷盆’,亦是大温也。盆要大,必须先泥其外。口径二尺五寸之上者,预先翻过,用长粘泥泥底,并四周至唇,厚四指。将至唇渐薄,日晒干,名为串盆。用时添水八九分满。水宜温暖常匀,无令乍寒乍热。……一手撮捻清丝,一手用漏杓綽茧,款送入温水盆内。杓底上多镂眼子,为漏杓、漏瓢更好。”[5]从“古蜀缫车”呈现的煮、缫分离的“冷盆”缫法(阆中俗称缫“过盆水丝”)与《农桑辑要》书中所述“冷盆”缫完全吻合,仅年代和呈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二者存有异曲同工之妙也。
A为正面 B为背面
图1 阆中出土的宋代缫丝青铜摆件(阆中市博物馆提供)
从《元史·列传·畅师文》中可知悉,畅师文曾先后2次就职于保宁计6年,在任东川行枢密院保宁府都事2年期间,主要从事后勤保障和发展生产方面的工作,而当时的生产主要以农业蚕桑为主,在此期间,耳濡目染应对当地的蚕桑丝绸生产情况已有一定的了解,而由此对蚕桑丝绸产生兴趣。后任同知保宁路事近4年,身为蚕丝之乡的地方主官,对当地的农业蚕桑之事应更为熟稔。从阆中宋代缫丝青铜摆件的出土和北宋右司郎中知阆州军州事张永锡所作《大佛寺》一诗并序中所呈现的宋代阆州蚕桑丝绸的生产场景及元初东川元帅府都元帅杨大渊供奉朝廷花罗、红边绢一事可以推断出,在畅师文上书《农桑辑要》之前,阆州(保宁)的蚕桑丝绸业已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也才可能带给畅师文就任期间的“治尚平简和反侧以安”。或许畅师文早就有心编撰一部适合中国南方的农桑之书,而保宁府地先进的农桑经验和翔实的素材,成就并促成了他后期编撰《农桑辑要》工作的告竣。从卸任同知保宁路事到授任监察御史,虽间隔时间不长,但所呈上的《农桑辑要》便旋即得到当朝的推崇。从《农桑辑要》所述“冷盘”缫的背后隐现的“古蜀缫车”之印痕,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肯定地说,畅师文所编撰的《农桑辑要》中有关南方的栽桑、育种、养蚕、收烘、储藏、缫丝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与他长期深植于蚕业兴旺发达的保宁府地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畅师文或许在保宁为官期间就开始了蚕桑、缫丝等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农桑辑要》的编撰做了前期铺垫,也才能在卸任同知保宁路事后较短的时间内,将《农桑辑要》一呵而就。现虽时过境迁,但当我们重新翻开《农桑辑要》时,仍能找到有关章节中存留的“保宁”之水印。
4 结语
畅师文编撰的《农桑辑要》正好与元朝当局恢复农桑生产,以医治战争创伤的需求相契合,此书增加的南方栽桑、养蚕、缫丝等生产经验,弥补了原颁农书的不足,强化了对南方农桑生产的指导,为元朝政府社会机能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农桑辑要》被朝廷所推崇,书颁诸路,数次刊刻,编撰者畅师文名载《元史》,流芳千古。阆中蚕桑丝绸历史悠久,唐宋时蚕桑丝绸生产已具较高的水平和相当规模的发展,纵观畅师文在上所纂《农桑辑要》前的经历,惟独在保宁为官时间最长。而书中所述的“冷盆”缫又与阆中出土的宋代“古蜀缫车”呈现的煮、缫分离的“过盆水丝”缫法完全吻合,但也绝非偶然,从一个侧面充分地佐证了保宁府地先进的栽桑、养蚕、缫丝等生产经验,为他修编《农桑辑要》提供了翔实的素材。可以这样说,保宁府地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成就并促成了这部“最为善本的”《农桑辑要》付梓。《农桑辑要》书中所述“冷盆”缫与“古蜀缫车”工作场景互为映照,从而也充分证实了在宋、元时期阆中为中国蚕桑丝绸生产技术最发达地区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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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载于《中国蚕业》2023年第2期)